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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往事麻石街】我家八兄妹人人都是“益阳第一”

2019-10-4 13:22| 发布者: 胡琪琦| 查看: 833|

摘要:   【往事麻石街】 我家八兄妹人人都是“益阳第一” 谌建章   前几天,六弟谌新章作为益阳市公汽公司第一代驾驶员,接受了益阳在线“我与祖国同成长”栏目的采访。其实,说到见证新中国成长,其职业又堪称“益阳 ...

  【往事麻石街】



我家八兄妹人人都是“益阳第一”


谌建章


  前几天,六弟谌新章作为益阳市公汽公司第一代驾驶员,接受了益阳在线“我与祖国同成长”栏目的采访。其实,说到见证新中国成长,其职业又堪称“益阳第一”的,我家八兄妹人人都挨边,有的还不止一个——


  大哥谌国章

  我家从爷爷起,就在城内东门口经营了一家豆腐作坊,到我们这一代,子承父业的便只有大哥了。1956年在举国欢庆工商业改造的鞭炮声中,20岁的大哥和父亲一道,由私营业主华丽转身为集体所有制职工。

  我家豆腐店因前后有三进,作坊大,房子多,后面还一偌大的坪,公私合营后的“东门口豆腐社”就设在我家。搬到对面庆余庐的我们偶一回来,见往日清净的铺房顾客攘攘,空荡的作坊热气腾腾,连拉磨的驴子都有五六匹了。驴子多了,耗的草料也多,于是割驴草便成了二、三、四哥赚学费的一个门道。可这门道没几年,就被突然来到的机械化给中止了。

  因为随着大跃进,大哥作为社里的修理工,被派到上海学习了一个月,回来后,豆腐社便鸟枪换炮——驴拉磨成了电动磨,人工筛浆改为机器筛浆,烧浆的灶膛里也用上了鼓风机,再弄个水泵架在河边上,往日不知要挑多少担的生产用水就升格成了哗哗哗的自来水。因为挑水,到如今我还记得,父亲小腿上那条刺目的伤疤,就是在下城墙的那长跳板上给滑(划)的。

  古语云,“世上三般苦,行船打铁磨豆腐”。没做过豆腐的一般还不理解,行船风吹浪打,打铁水深火热,那是真辛苦,这磨豆腐苦在哪?这苦就苦在一个“磨”字。你想,每天几十百把斤豆子,一勺勺喂进磨子里,不管驴拉还是手推,得转多少个圈,才能将豆子磨成豆浆?



  豆子变豆浆后,接下来是筛浆,即将豆浆装进一巨无霸的浆袋里,用一个十字型的吊架把袋子撑开,吊起,然后把着那十字架摇呀晃的,渗到袋子外的便是纯豆浆,留在袋子里的就成了豆腐渣。说它“巨无霸”,乃因现在我们所见的筛浆袋秀珍了一多半。

  然,这么磨人的、大强度的推磨与筛浆,有了大哥引进的电动技术后,都好玩似的,变得轻而易举了。

  东门口豆腐社实现机械化后,接下来便是城内的西门口分社,再接下来,大哥便调到汽车路豆腐社了。最后,益阳街上所有的豆腐社,都告别了驴拉磨、手筛浆、人挑水了。这,若不是新中国和集体化,在个体手工业时代,能这样整齐划一,说变就变吗?

  曾在兰州军区服役8年、后在湘运大修厂当班长的熊德林说,1960年,10多岁的他为大哥做过一段下手。那时机械化已进入尾声,他最多的工作是跟大哥到河边修抽水机。当时豆腐总社有个“技改组”,成员有夏雨楼、盛奇才、陈光初、高克云等,说师傅是“掌作的”。还说,你大哥不管上班还是休息,口袋里老佩一支试电笔,和我一样,他初中也没念完,但在老一代豆腐社职工中,算是高文化了。


后左一为大哥。


  二哥谌宪章

  1954年,在市二中念初中的他,刚毕业就被招到湖南省413地质队沅陵勘探队,同去的还有李罗生、李鹏飞、及盛世英姐弟俩。

  可以说,这五个初中生,是新中国益阳第一批地质队员。二哥也因此成了我家第一个坐汽车出远门的人。因为父母在汽车路送他上车后,母亲念了一发:都说后座容易晕车呢,刚好你二哥他们坐最后……

  说他们是第一批地质队员,其根据是什么?

  1953年,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,被称为“工业粮食”的矿产资源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,说“地质工作搞不好,一马挡路,万马不能前行”,要求刚成立的地质部将矿产情况每周向中央汇报一次。1954年4月成立的413地质队,就是我国第一支专找金刚石的队伍,就有了这年下半年二哥他们的招工。

  百度载:沅陵勘探队成立仅三年,就在五强溪明月山找到了第一个金刚石矿,填补了我国金刚石矿的空白。1969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,就使用了这个队找的金刚石。

  1957年后,二哥随413队,又在常德的丁家港和桃源、怀化的会同和安江,先后找到了4处金刚砂矿。有段时间,老给他写信的我见信封上老写着“# # 挖泥船”,便想二哥常年四季住船上,多有味,便对资江河里偶尔能看到的挖泥船也亲切起来。


从左依次为李罗生、谌宪章、盛世英。汗衫上的字为“勘探”。


  我上面的哥哥都出去得早,代母亲写信,便成了我的早饭菜。不过写什么不写什么都不是我的事,我只须像电影里那些文书或电报员一样,首长念一句,我写一句,写完,再念一遍就行。

  1964年,作为湖南地质队的骨干队员,二哥被调到云南第二地质大队,参与了几个大中型矿的勘查后,便结束了野外生涯,专职水晶矿的X光检,一直到退休。

  因常年流动,也常年在野外,二哥每次回来,总会将他看过的书或笔记什么的藏在家里的阁楼上。对不起,在“文革”书荒年代,我便用起子偷偷拧开他那口白木箱子。不仅看了开发边陲的长篇小说《边疆晓歌》和《山乡巨变》《红岩》等,还将他抄的摘的一些什么也记心里了——

  如《地质队员之歌》:是那山谷的风,吹动了我们的红旗,是那狂暴的雨,洗刷了我们的帐篷……

  还有艾青的诗:荒凉最早的住户,野外最早的人家,哪儿需要我们,就在哪儿住下,一个个帐蓬,是我们流动的家……


母亲和二哥一家子。


  三哥谌桂章

  三哥似乎与麻有缘。1959年,谎报年龄到株洲麻纺厂当学徒,1963年,真的满十八了,才在我市一家麻袋厂当起了保全工。虽然这家街道小厂除了他和书记,几乎全是婆婆妈妈。

  因厂房小,织麻袋的前期工序——纺麻,便以计件的方式分散在居民家。那时的居民大都没电,晚上,许多纺麻的姑娘大姐就将纺麻机搬到路灯下,夜班的干活。可以说,十五里麻石街有多少路灯,这样的纺麻机就有多少,有的电线杆下还不止一台。

  看到如此盛大的“全民皆麻”场面,以为益阳可能负责全国的麻袋生产。直到1978年,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“新闻简报”,才知越南人民军的战壕里,到处是印有“中粮”二字的麻袋,一袋袋大米还没动,就被堆在工事里当掩体了。

  也就是那场反击战,再加上一种聚丙烯为原料的编织袋问世,1979年后,麻袋厂的销路成了问题。而洞庭湖区是黄麻的主要产地,城里的大妈失业事小,农民的生计事大。为此,厂领导派三哥等去长沙西区麻纺厂取经,参照该厂的成功经验,用棉纺机械设备来改造麻纺,使之纺出来麻纱能像巴基斯坦和印度那样,编织出黄麻地毯来。



  未料此举被市科委看中,而成了全市一个科研项目,随即就获得了国家科委的立项,并迎来中国银行的合资,第二年就生产出了黄麻地毯。三哥作为这项技改的主创人员之一,出席了市里的科技大会,并受到表彰。

  1983年,湖南省纺织工业局在益阳召开了“机织黄麻地毯”鉴定会,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、全国黄麻产品调研中心,河南省纺织厅、浙江麻纺织厂、湖南省计委、及大专院校、生产企业等27个单位共39名代表,经全面考察和鉴定,一致认为益阳黄麻地毯保持了自然原始风情,具备吸尘、隔音,抗静电等功能,无论色彩层次还是肌理丰富都属毯类织物之上乘,同意该项目上马。

  于是,在先后两任厂长的努力下,益阳麻袋厂更名为益阳地毯厂,婆婆妈妈的小集体也升格成了国有大企业。我供职的益阳电视台,无论原址和新址,其播音间、直播室和机房的地毯,都是三哥三嫂带人来铺的。虽后来改制,地毯厂已不复存在,但我每经过那片厂区,就想起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说的: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但鸟儿已经飞过。”


三哥、四哥和二哥。


  四哥谌葵章

  1960年2月,在市东门口小学尚未毕业的他,被招到湖南省艺术学院舞蹈系少年班,与他同时招去的还有李家洲小学的马年生。1962年国民经济大调整,教育也在调整之列吧,该艺术学院改成了艺术学校。

  四哥说,被省艺院的老师看中,并非他有什么艺术细胞,而是这位老师进教室目测后,便将他提了出去,简单看了看他的腰腿,听了听他的嗓音,就说被录取了。他说他虽然不清楚未来的前途和命运,却很高兴,因为家中兄妹七八个,多出去一个,就为家里多减轻一点负担。

  可能,父母还停留在所谓“唱戏的”老观念上吧,对四哥的“高中”并没说什么。第二天,他趁家中无人,自己找到户口簿,跑到派出所,凭老师开出的录取通知便办好了迁移。


四哥和马年生(右)。


  经过6年半的中国古典舞学习和训练,四哥成了湖南文艺界首批由国家正规学校培养的舞蹈生。毕业后,先后供职于省艺校和省歌舞团,一直从事舞蹈教学和演艺工作。

  说起他第一次登台,因为是巡回演出,第一站是益阳,所以我也记忆犹新。

  那是1963年暑假,作为学生的他们,带着排好的舞蹈、合唱、独唱、哑剧、小品及益阳民歌《绿鸟几》,还有益阳人从未见过的西洋乐器,在大庆剧院隆重献演。那个哑剧《抓俘虏》,因连看了两次,其在夜色背景下的夸张动作令人捧腹,直到现在,我和老六还能模仿出来。可是,这一等一的歌呀舞呀,在益阳却受到了冷落。

  第一天上座还可以,我家呼啦啦十几口人更是全体出动,连70多岁的老翁妈也拄着拐杖来了。记得她还特意到后台看四哥化妆,连夸“四孙几几乖几乖”。未料第二天就直线下降,剧院经理只好解释,益阳人爱看花鼓戏和大戏(湘剧)。第三天到开演了才卖出十几张票,不得不挂出“今晚另有任务”,而卸妆回府。

  可是,就是这班在益阳不受待见的小演员,两年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却爆了个冷门。一场反映亚非拉人民反美斗争的大型歌舞《风雷颂》,在这个上年演出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的舞台上隆重登场。一个有四哥形象的剧照被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,引得左邻右舍将我家的门都挤破。

  四哥跳舞是个好演员,当老师也是个好老师。退休后还笔耕不辍,在全省演艺界恐怕也创了好几个第一:为全省的大型文艺演出写串台词100多篇;《湖南省志•舞蹈史》主编及撰稿人;另还有诗词数百首,散文上百篇。


四哥《风雷颂》剧照。


  老五谌建章

  1971年3月,下放在沅江阳罗的我,当上了公社的拖拉机手。

  此前,沅江也有拖拉机手,但是县里的。也就是这一年,县里将机手统一调到县拖拉机厂干修理,拖拉机则按轮式链轨式各一台下放给了各公社。其他公社的机手都是按一台两人从柴油机手里挑,唯独阳罗公社厚待知青,四个名额全给了他们。可就是学习班上一句话,“技术到手后要一辈子为农业机械化服务”,便吓走了三个。但我留下了,成了全社全县也是全益阳第一个知青拖拉机手。

  当时的益阳县,拖拉机远没沅江多。这点,从我秋收回来考运输执照即可见出。拖拉机拖着个可装四吨的大货箱,摇摇晃晃在麻石街一走,后面追拖拉机的小鬼至少一个排。开到家门口的地坪里,拖箱里一下就爬满了小朋友。第二年年底,省粮食局车队到沅江招司机,公社认为这小伙经受了考验,第一个便推荐了我。



  也就是这个车队,不到三年,就推荐我这个初二都没念完的人去当“工农兵大学生”,专业是武汉大学的经济系。至于经济系是学什么的,领导却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有人告诉我,曹会的爱人汤工是武大经济系的。我连忙跑到局机关,汤工用他那口浓浓的广东话一连说了四个好:读书好!上大学好!你这个专业好!你这个学校好!

  心里有底了的我,回益阳收拾行装,却不意中学的老师,至少有两个劝了我:你都快出师了,还读什么书咯!我都晓得你偏科,去学什么会计做账咯!

  到校后,第一个感觉是自己矮了半截,原来该系学生党员比其他任何系都多,发起言来一套套的,似乎个个都是干部坯子。唯一欣慰的,我是麻石街上第一个学经济学的。不敢说益阳第一个,乃因系党委书记傅殷才和教授萧育才都是我们桃江的。

  后来才知,我们后街有个叫邓充闾的前辈也学过经济学,并出过一本经济学专著。但湖南没有经济学专业,他在钱钟书任教的那个蓝田国师,学的是“公民训育”。

  三年毕业后,才更晓得自己学对了,因为经济学一下便成了全国最热门的学科。

  这辈子有过许多后悔,却从未后悔当过“工农兵”,虽这帽子一辈子也摘不了。

  这辈子有过许多懊恼,却从未懊恼过我和马克思神交了五年(包括后来教学)。

  此外,鄙人还有个第一,这就是益阳电视台第一批摄影记者之一。


老五(上)老七和老六。


  七弟谌东章

  我家七个兄弟,除了老七,个个都是父亲的儿子,能喝酒。可这个不喝酒的,却成了评酒委员。

  1982年春,他通过湖南省轻工业厅的考试,成为我省11个白酒评酒委员之一(11是有意为之的单数),这之一自然也是益阳第一了。该委员三年一届,他连考连任了三届。倘不是后来下海,说不定还会N届地干下去。

  评酒委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评酒师或勾兑师,而是通过品尝新酒决定该酒等级的人,并通过酒的配比、辅料及有害成分的分析等,为其工艺和长远发展把脉支招。

  当评酒委员有三个条件:一是能喝酒,但不好酒,那些酒徒因味觉迟钝是干不了这行的;二要全面掌握产品风格、质量标准和工艺特征;三须有一定的综合表述及文字能力。

  老七当年是益阳酒厂的人事干部,且从不喝酒,怎考上了评酒委员?

  乃因1981年,他参加了轻工业部一个“白酒色香味知识”培训班,并获得“优秀学员”称号。未料这年年底,湖南省轻工业厅举行首届白酒评酒委员考试,虽是优秀学员却无半点酒量的他,一炮打响,在11名考取者中名列第二。到第三届,他还考了个第一。于是从1982年到1988年,省轻业工厅向他连续颁发了三届“省评酒委员聘书”。



  评酒委员虽然风光,其艰辛却不为外人晓。如评酒时,再饿也不能吃东西,因为吃东西会影响感官,只能在评完一轮后,吃一点黄瓜或无味的面包。一天下来,舌头都成了腌制的口条,黑黢黢的。倒酒时,瓶子是统一的,没有商标,只有号码,想考虑一下关系也无门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,益阳酒厂经省评酒委员评出的名酒,就有“秀峰酒”“会龙泉”和“益阳小曲”等。1987年,第一名桃江籍台湾老兵回乡成为益阳一件大事,老七特意勾兑了一个叫“思情酒”的白酒,送给这位老兵。该新闻还上了《湖南日报》。

  当年湖南卫视,为益阳一白酒掺水事件,闹得沸沸扬扬。在一条条公说公有理婆说理又长的报道后,最后请了他这评酒委员出面,一句“白酒可以掺水,但必须是生产过程中有资质者进行”,才一锤定音。



  八妹谌蓉章

  八妹最小,却是全家唯一读了高中的人。读了高中就是不一样,这“益阳第一”她也遭遇了两个:

  一是在床单厂给床单缝边。这是个计件活,厂里规定一个班须完成300铺,缝上边还须折叠好。那是八十年代初,所缝的丝光床单对老缝边机似有点欺生,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定额。可是八妹通过钻研,另外还有高人相助,很快就600、900的往上翻,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200铺。且这样的成绩保持了三年,不仅在益阳,在全国床单行业也遥遥领先。

  因为领先三年,她也连续三年被市里评为劳模。有一年,那戴大红花的照片在市总工会的橱窗里还傻笑了好久。

  说来也巧,1982年,我们家不仅她,还有62岁的母亲,公汽公司的老六,都出席了市里的劳模会。母亲是居民组长,那年她发动的储蓄在街道冒了尖。老六可能是节油,参加过全国公交系统一个比武。至于那位帮八妹的高人,就是我们的白发娘亲。白天,八妹只管缝,不管叠,叠床单全留到晚上,让母亲来帮忙。你说那进度谁比得上?



  二是当了十年点钞监控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市床单厂改制,八妹通过六哥的关系,调到了公汽公司。九十年代中期,益阳公交率先在全省实行无人售票。此举节省了售票员,但一箱箱票子抬回公司还是要清点的,于是就沙里淘金选出16名售票员当点钞员。只是,成年累月埋在票子堆里,再金子也难以保值。于是公司又犯了点血本,买了两套监控设备,让八妹左右“视”屏当起了监控员。

  这是全公司最轻松的工种,也是最累的工种。说轻松是因为除了用眼,四肢可完全不动;说累是因为心累,认真吧,得罪了师姐师妹,不认真吧,领导那里又交不了票。可这妹妹一干就是10年,一直到退休。现在想想,都不知她是怎样“两难”过来的?

  好在去年,益阳公交车全部智能化,那票箱里的现金越来越少了。


前左一为八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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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爱海 2019-10-7 20: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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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ZHAOXMCN 2019-10-7 09:11
可谓益阳之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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